这几年，越来越多人愿意为“丑东西”买单。
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玩偶“马踏飞燕”，因为龇牙咧嘴、四肢乱飞而走红；“绿头鱼”头套凭借荒诞滑稽的造型频频出圈；Labubu那张带点邪气的脸，也早已变成潮流符号……
洛阳博物馆网红文物撞脸“拉布布”，它其实是西周铜当卢，是古代非常重要的马饰之一。
它们明明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漂亮、精致、优雅，可偏偏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，甚至觉得有些上头。
这就带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：为什么有些“丑东西”，反而让人觉得美？周宪老师在《艺术史中的非典型美学》中谈到“丑的艺术表现”时，提醒我们“审丑”其实也是一种审美能力。
“非典型”画家、“非典型”视角
丑并不一定是美的对立面，它也可以进入艺术，成为被观看、被欣赏、被讨论的对象。
理解“丑”为何能够变得有魅力，也许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今天那些越丑越红、越怪越让人上头的流行现象。
一 只有“美”的世界会变得单调
现实生活中，美与丑无时无处不在。正是无限多样的人、事、物，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。艺术世界也是如此。如果艺术中只有清一色的美丽形象，只有端正、匀称、优雅、和谐，那么它反而会变得沉闷而单调。
雨果曾指出，美与丑并不是彼此隔绝的。丑就在美的旁边，畸形靠近着优美，丑怪藏在崇高背后，光明与黑暗相伴而生。没有丑的参照，美也会失去它的力量。
电影《巴黎圣母院》(1956)截图
在古典艺术中，美长期占据中心地位。古希腊艺术所推崇的比例、对称、和谐，后来成为古典美学的重要标准。
但近代以来，尤其到了浪漫主义之后，喜剧性、怪诞、丑陋逐渐登上艺术舞台。艺术不再只表现“拥有一切魅力、风韵和美丽”的典型，也开始收揽可笑、畸形、混乱和丑怪。
丑之所以进入艺术，是因为艺术要表现完整的世界，而完整的世界从来不只是漂亮的。
二 艺术的丑不同于现实的丑
意大利美学家艾柯曾区分过几种不同的丑：一种是“丑本身”，比如腐烂、病变、污秽、死亡等令人本能厌恶的对象；另一种是“形式上的丑”，也就是一个整体内部缺乏均衡、比例和有机联系；还有一种，则是艺术对这些丑的刻画。
这个区分很重要。现实中的丑，常常直接引发排斥、恐惧或厌恶；但艺术中的丑，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丑。因为艺术多了一层“表现”。我们观看的，不只是那个丑的对象本身，也是在观看艺术家如何处理它、组织它、转化它。
比如勃鲁盖尔的《死亡的胜利》描绘了骷髅军团、战争、杀戮、末日景象。画面中的死亡和暴力当然是消极的、恐怖的，是一种“丑本身”。但当它被艺术家组织成一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像时，我们的观看就变复杂了。
勃鲁盖尔《死亡的胜利》（1562），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。
一方面，我们会对画中所表现的战争、死亡、残酷作出道德判断：这是邪恶的、悲惨的、令人痛苦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会作出审美判断：这幅画如何构图？如何调度人物？如何用骷髅作为死亡的象征？如何把混乱、恐怖和荒诞表现得如此有力量？
也就是说，艺术中的丑往往引发双重判断：我们可以在伦理上否定它，却在审美上承认它的表现力。
三 艺术能“化腐朽为神奇”
为什么我们能欣赏艺术中的丑？一个朴素的说法是：艺术具有转化功能。
现实中令人痛苦、厌恶、恐惧的对象，一旦进入艺术，就不再只是它自身。它被形式、构图、节奏、象征、叙事重新组织，成为一种可以被观看、理解和体验的对象。所谓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。
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：有些事物本身看上去会引起痛感，但如果被惟妙惟肖地摹仿出来，反而能引起观看的快感。我们并不是因为尸体、残缺、怪诞本身而愉快，而是因为艺术家把这些对象表现得有意味、有力量、有形式。
勃鲁盖尔《盲人引路》（1568），现藏于卡波迪蒙特宫国家美术馆。
勃鲁盖尔的《盲人引路》也是如此。画面的色调被刻意处理得灰暗阴郁，暗含盲人世界缺乏光明与色彩的寓意。六位盲人从左上向右下排成斜线前行，形成强烈的动感：第一人已经跌倒，第二人即将倒下，第三人仍惯性前冲，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失控。
更细致的是，有眼科方面的专家分析此画五位盲人的面部细节，他们几乎涵盖了盲人的所有主要类型，包括角膜白斑、眼球萎缩、天疱疮、黑蒙、眼球摘除。这说明勃鲁盖尔在观察盲人方面非常仔细。
这就是丑在艺术中变得可欣赏的关键：丑没有消失，但它被转化了。它从现实中的负面对象，变成了艺术中的表现对象。
四 丑也可能是一种反形式的美
古典美学重视形式法则：平衡、比例、对称、节奏、和谐。可丑的艺术表现，常常恰恰要打破这些法则。
德国美学家罗森克兰兹在《丑的美学》中指出，丑常常表现为一种“反形式”。但反形式并不是没有形式，而是一种反对传统美的形式。它用不和谐、不完整、不稳定，来表现现代人的焦虑、荒诞、痛苦和分裂。
这也是现代艺术越来越远离古典美的原因。从巴洛克到浪漫主义，再到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，艺术不断摆脱对“漂亮”的依赖。到了现代主义那里，美甚至不再是艺术必须追求的最高目标。艺术家更关心的是独特性、冲击力、表达的真实，以及对既有秩序的质疑。
所以，有些作品看起来“不美”，却非常有力量。它们不是失败地没有达到美，而是有意离开了传统的美。它们用丑、怪诞、变形、破碎，创造出另一种审美经验。
比如德·库宁的“女人”系列，或培根的“三联画”系列。究其根源，除了审美趣味的激变和创新实验之外，追求独一性或个性化表现恐怕是超越美的同一性束缚的重要驱动力。
德·库宁，《女人与自行车》（1952），现藏于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。
五 能欣赏丑也是一种审美能力
如果美育只是教人欣赏优美，那它其实是不够的。一个只能欣赏漂亮、柔和、匀称事物的人，审美能力仍然是狭窄的。真正成熟的审美，并不只是对“美”的敏感，也包括对丑、怪诞、荒诞、崇高、悲剧、喜剧等复杂经验的感受能力。
周宪老师借勃鲁盖尔的艺术提醒我们：艺术的世界不应被“美”这个单一标准所限制。能够欣赏优美当然重要，但能够理解丑为何进入艺术，能够分辨现实中的丑与艺术表现中的丑，能够在不安、怪诞、混乱中看到表现力，这同样是一种高级的审美能力。
勃鲁盖尔《老妇人肖像》（1563）
勃鲁盖尔《打哈欠的男人》（1563）
那些“丑东西”之所以反而让人觉得美，并不是因为丑本身突然变美了，而是因为艺术让我们看见了丑背后的复杂性：自然包括不属于优美的诸多美学范畴，从丑到怪诞，从崇高到荒诞，从喜剧到悲剧，从时尚到坎普，等等。
美育是要培养一个健全的审美能力结构，只囿于优美的鉴赏力显然是有局限的，能够欣赏普天下万事万物及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的人，才是一个具有广义美感能力的欣赏者。
“美！”只是表达一种一般性的称许，无法道尽一个人看到某种特别欣赏的东西时惊呼出声的那种内涵。
——丹托《美的滥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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